“集聚效应”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力量，我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阶段。可以看到，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重要推动力量。城市化进程将带来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收入水平，这主要得益于技术外溢和更多样化的中间品服务，以及更大的本地市场所带来的贸易优势，这都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我们能够有效抵御外部风险、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底气所在。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已由1978年的1.7亿提高至2018年的8亿。尽管中国人口城市化路径大致符合世界趋势，城市人口绝对规模急剧扩大，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化速度落后于处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8至2018年我国城市化年增长率不到4%，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5%至6%的增长水平;2017我国城市化率为57%，也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没能够充分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较大的差距意味着很大的进步空间，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发力、城市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显著加快。我们根据联合国以及国家统计局相关历史数据，对未来城市化率水平做了测算：至2025年，城镇化率能够达到66%，至2035年有望达到75%至80%。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在现有基础上将有近3亿人口由农村迁到城市(净增加数量)。

应当说，上述变化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城市化将促使劳动就业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城市化意味着经济将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分散的农业生产由集中的高生产率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所代替。据测算，到2035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低端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将分别达到6%、26%、34%、34%。这就意味着现在占到整个就业人口27%的农业就业人口将大量涌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重新配置。转移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规划合理的城市人口规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集聚效应”，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城市化推进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城市规模在不断增长，但中国目前城市结构不合理、城市规模普遍偏低、大城市数量不足。根据城市经济学理论，每个城市都存在一个最优人口规模。在该最优人口规模下，集聚正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人均福利即可支配收入最高。我们可以通过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合适度指数”(即实际人口/最优人口)来考察目前的中国城市人口规模过大还是过小，并且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2010年约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不到最优规模的40%，此外在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不足的同时，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等5座城市的规模显著偏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显现出向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发展的趋势。

在理论分析中，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不足和少数城市人口过多都会造成较大福利损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若城市能达到最优化规模，粗略估算一半以上的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提高1.2万元或更多。这说明未来我们通过城市规模结构的调整，将会显著提高人均收入，促进整个经济效率提升。城市规模的调整，将得益于中国正在加快深化的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合理流动。此外，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都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帮助农业人口更顺利地流入城市。未来，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也可通过发展多中心和卫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规划、集约开发土地等，实现城市本身的最优规模。

城市化会拉动消费，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来贸易优势，内需驱动力日益强劲。中国具备广阔的国内市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推进，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最主要的力量。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正在逐渐成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城市化意愿和需求。当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大幅提高后将促进消费支出，那时候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才见端倪。更进一步，城市化会从生活方式上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提升消费率。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带来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也将进一步推动消费。根据贸易理论，本地消费市场潜力的增加将会带来贸易优势，促进经济的增长。

总而言之，通过深化改革可以预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30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房地产存量也具规模，这为城市化提供了硬件支持。未来，需要引导城市人口规模合理化，发展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动内需市场，进而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